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等学者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30多年来，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机构、人员、刊物、成果等多项指标居于世界前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可谓“后来居上，异军突起”[1]。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人更多的关注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建以来的历史，而忽略了学科创建之前的历史。学科创建之前的历史处于薄弱、模糊、呆板、不准确的认识状态，亟待系统地梳理。关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源，个别学者会追溯到蔡元培等近代大学校长的言论或文章，但也多是零散、附带的提及，缺乏专门的论述。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建立于清末，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变革，在今天看来颇为粗糙、仓促，但在当时却未尝不是重大的创造、飞跃，这一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亦是建立在一系列具有高等教育研究性质的活动、成果之上的，虽然这些研究较为粗浅原始。本文以清末的高等教育研究为对象，试图揭示前人的探索历程，呈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首先需要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人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揭示高等教育本质、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一种认识活动”，强调“科学”“理论”“本质”、“规律”，批评了高等教育研究“泛化”的现象。另一些学者则较为开放，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出回应，进行不同角度、或深或浅的探讨”[2]。本文认为，探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需要从宽泛意义来进行。“科学”“理论”“本质”“规律”固然重要，但却具有很强的时空性、相对性，边界并不清晰。有学者谈道：教育学旨在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实际上是虚假的承诺，揭示了什么“规律”，有多少“科学研究”的成分无从得知，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都属于实践研究，不过套用“科学”虚名而已。[3]高等教育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人们以此为对象的自觉地思考即已开始。因为这种思考是高等教育目的性、计划性与组织性的必要前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人们认识的结果和思考的产物。[4]

作为“研究史”的一部分，本文主要以文本为中心，梳理高等教育思考、探究活动的历程，并根据学术性、独立性、重要性、阶段性进行选择，将“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活动”等进行区分，试图在专门化、规范化、理论化的高等教育研究出现前，将宽泛的高等教育的思考、探索等智慧活动纳入“研究史”的范畴，进而建立起与“学术史”“学科史”的连接。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体可以大概分为传教士、新型知识分子、精英士大夫三大群体，各自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传教士与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源引入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以西方高等教育为范式，关于西方高等教育的介绍，可以追溯到明末。明清两代，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即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很有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愿、有知识、有能力的欧美来华传教士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主要媒介，他们的著述最早涉及了西方高等教育，他们在办报、办学、著述、参政等活动中，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最早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高等教育，并对此进行了移植应用，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者。

(一)明末的高等教育研究

明末“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为利玛窦、艾儒略、高一志、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学术传教提供了契机，形成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1620年左右，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编撰了《童幼教育》，它被视为第一本传入中国的教育专著，其中的《西学》篇介绍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欧洲教育体系。他谈道，学生先在“初学院”学习“文学”后，则学习“众学”，后者分为三个学科，学生“各行其志”，“或从法律之学，或从医学，或从格物穷理之学”，此“乃西学之大端也”[5]。

其后被称为“西方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对高等教育的介绍更为详细。他的《职方外纪》以叙述世界地理为主，但也介绍了西方小学、中学、大学相互衔接的三级教育体制。“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艾儒略介绍了大学开设医学、法学和神学专业，学业完成后考试答辩等概况。“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6]他还提及了欧洲当时一些著名的大学成立时间、分布、规模等。

艾儒略的《西学凡》简要介绍了大学专业设置、课程大纲、教学过程、内容方法以及考试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说：“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共有六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7]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晚明清初的知名儒者、基督徒并没有完全理解书中关于欧洲教育体系和大学的内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8]。作为“异学”，这两本著作先后为《天学初函》《四库全书》等收录，客观上也开阔了时人视野。直到清末，这两本著作对教育的影响才开始显现。1940年，徐宗泽评价《西学凡》时谈道，这是“一本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并感叹“今者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大学丛书之编译，孰料三百年前，耶稣会士已有此大志，诚可佩也”[9]。由此也可知，《西学凡》对于西方高等教育引入中国具有开创性。尤为一提的是，艾儒略为“大学”一词赋予了现代含义，并创造了“文科”“理科”“法科”“医科”等术语，中西合璧，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概念用语、学科知识分类体系的基础。

(二)晚清的高等教育研究

19世纪中叶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浪潮，传教士逐步扩大了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从西方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如李提摩太批判了当时的教育风气：“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矫夸大之辞以自文饰，动曰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不知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为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10]传教士的活动涉及了高等教育，他们对此的思考和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及其研究的发展。

传教士的办报事业促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传教士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11]。这些报刊在传播西学时，刊登了一些高等教育文章。以最为知名的《万国公报》为例，有包含高等教育内容的综合性文章，重要的如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李提摩太的《新学八章》、费佩德的《述美国教育进步之历史》等；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简讯、动态，如《两大学院进款清单》《议立大书院》等；有专门的高等教育文章、报告，如美而文的《遊奥克司福特大书院记》《记法京巴黎大书院》《美国哈维德大书院暑假仪节记》《论德国柏林大学校》《美国施嘉哥大学院纪略》等，较为详细并专门地介绍了世界著名大学的概况和诸多细节，涉及治理、组织、课程、人事、学位、职称等制度，并进行了一些分析评论。专门高等教育文章的出现，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形态的重要突破，意味着高等教育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传教士的办学实践亦促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教会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学”[12]，“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是具有影响的人”[13]，传教士非常重视通过教育事业传教。传教士创办的上海约翰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广州格致书院等，是教会大学的前身，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学。传教士亦积极参与公办高等教育建设，如丁家立之于天津中西学堂、丁韪良之于京师大学堂、李提摩太之于山西大学堂。1894年，丁家立以哈佛、耶鲁大学为蓝图，完成了一份缜密和系统的北洋大学堂的规划书，并与盛宣怀等人深入研讨，研制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奠定了北洋大学堂的基础。该章程成为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对盛宣怀说，“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4]。传教士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把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管理、课程、内容、方法等移植到中国来，形成了大量规章制度、资料报告等具有高等教育研究性质的成果。

就著述成果而言，学界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为《德国学校论略》，该著述先在《万国公报》进行了连载。作者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该著述系统地介绍了德国教育体系，介绍了太学院的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科，技艺院、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等各专门大学，还附上了欧美几个国家太学院、书院等的统计数据。为《德国学校论略》写序的李善兰认为德国的强大，不仅在军事，也在教育，“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凡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15]。通过此著述，他意识到了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该著述是晚清系统导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开山之作，较艾儒略的介绍更为详细，郑观应、王之春、彭玉麟、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明显受其影响。

此外，曾任京师同文馆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撰了《西学考略》。《西学考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录其各国考察经过，他对日本、美国、欧洲的众多大学进行了介绍比较，涉及了师生数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管理方式、藏书及经费来源等情况。下卷对世界教育发展做了总体介绍，分为各国学业所同、各国学业所异、学校章程、道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艺院、营造馆、治矿馆、机器馆、农政馆、精艺馆、船政馆、学校册记等22部分。《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在专门实地考察外国大学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广泛论述了欧美、日本各国高等教育，将西方最新信息输入了中国，而且有意识地进行了比较考察和剖析。其论述范围之广，研究角度之新，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学者谈道：“同文馆一切学制章则之创建规划，几悉出丁韪良之手，对中国新式学校的兴设实有深远的影响”[16]。丁韪良的高等教育研究为其在同文馆的改革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推进深入

相对于传统读书人，新型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知识。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顶端，承载了救国的使命，因而新型知识分子无法回避高等教育。随着近代事业的多元化，晚清知识分子的出路变广，不再单一地依附体制和皇权，知识分子具有了独立性、专业性，这为学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新型知识分子的高等教育研究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参考基础和舆论引导，并推进了高等教育研究从综合性的研究论述、工作性的研究思考中分化，为研究的专门化、专业化做好了铺垫。

(一)知识分子的演变与高等教育研究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弊端，并初步提出“师夷”思想。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涉及了学制、学科、答辩等高等教育内容。“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17]魏源的认识主要来自传教士的著述，《海国图志》援引艾儒略《职方外纪》多达33处，引录了《职方外纪》约八分之七的内容。[18]但他毕竟以中国人的视角，试图理解和勾勒西方的教育体系，由此，西方教育体系不再是难以验证的“异闻”，而是隐隐学习的“蓝本”。

洋务运动兴起后，朝野大规模举办报刊、翻译书籍、兴办学堂、出国考察和留学等，西学得到广泛传播，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酝酿和形成。教育作为西学的重要内容，以及出于新式学堂的举办需要，使得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大为增多。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来源也较以往更为丰富，除了传教士的著述和交流之外，还有国人的译介、办学实践、出国考察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联系得到增强。以出国考察为例，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等，留下了中国人亲历西方文明后关于大学最早的感受和思考，与之前传教士的文本，形成印证和补充。如李圭笔下的牛津大学校园生活：“课余之暇，各穿号衣，出而划船斗胜，以畅血脉。平时衣冠往来街衢，则彬彬然。若值斗船而回，则又稍涉赳赳矣。”[19]生机勃勃的大学精神气息跃然纸上。这些记录从只言片语，到若干页的描述评论，涉及了学院、图书馆、师生、经费、课程、考试、导师、学位、校园活动等内容。虽然关于西方大学的论述没有独立成文，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教育在欧洲各国立国、强国中的作用，也认识到西方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所学皆有用、人才辈出等特点。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社会根本变革才能挽救民族于危难。新式学堂成为重要的反思对象，知识分子认为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各类新式学堂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字、机械制造等皮毛之“西艺”，更应当引入本源之“西政”。在不断的研究和辩论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士大夫推动了京师大学堂等的创建，而近代高等教育实践亦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发展动力和内容来源。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活跃在政治生活中，新型知识分子共同体的集结，为学术研究的交流发展提供了便利；而大量新型知识分子出身于新式学堂，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视野、教育经历较以往不同，他们对近代高等教育的关注和论述也较以往更多，专门的高等教育文章、著述亦开始在报刊上出现。1902年，蔡元培成立了最早的民间新式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此后知识分子教育团体逐步获得发展。1911年在上海召开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讨论了高等教育规划事项，议案中有《请变更高等教育方法案》等。此阶段代表性的著述有郑观应的《学校》、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学校总论》等，并因其精英士大夫的身份，对近代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报刊与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与出版是新型知识分子施展才华与抱负的主要平台。与传统的文集、书信相比，报刊的文章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在体例创新、话题聚焦等方面较为灵活，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时务报》《湘报》《新民丛报》《湖北学报》《四川学报》等刊登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如《湖北学报》刊载的《大学职分论》，篇幅近30页，虽然是译文，但学术性、理论性、系统性、专门性已非常高，是重要的高等教育研究代表作。

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教育逐渐摆脱对于政治与哲学的附属，成为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一项社会事业，其进程中累积的问题，不是凭借主观愿望或已有经验就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需要汇集专业人员的研究方能成事。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是当时最知名的教育专门期刊。主编王国维谈道：“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20]

《教育世界》承担着类似专业人员的功能，对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国维对高等教育有所研究，他谈道，“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世人都称先发展小学，但“不兴中等教育，则小学之教师其能贤于昔之”“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之教师又安从得乎”？[21]他撰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奏定章程”进行了深入评析。他谈道：“大学者虽为国家最高之专门学校，然所授者亦不过专门中之普通学也，与以毕业研究之预备而已。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至于研究专门中之专门，则又毕生之事业，而不能不俟诸卒业以后也。”[22]这是国人关于大学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关系的最早专门论述之一。他翻译了《欧洲大学小史》，总篇幅近60页，该文虽源自英国百科全书，但也反映了他对大学的系统思考和特别关注。在其主导下，《教育世界》高等教育专门文章的大量出现，也标志着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地位得到强化。

与传教士的《万国公报》相比，《教育世界》刊出的高等教育文章数量更多，涉及内容更广，更能体现中国人、教育学人的思维认识。与同时期介绍西方教育的期刊文章类似，《教育世界》刊出的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文章有两个突出特点：(1)以译介为主。起初是规章制度的翻译，如《帝国大学令》《京都帝国大学官制》《东京帝国大学总长职务规程》等；之后是信息报道、一般性介绍、著述编译，如《哈法德大学多贫生》《记各国女子高等教育》《论美国东西大学之别》《日本私立大学近况》《记欧洲诸国高等学校之一斑》等。总体上，译介着眼于制度、教学等整体框架，但是视野和范围已较之前大为丰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从无到有，规章制度参考是最为迫切和紧要的，模仿和照搬是简单高效之举，因此译介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方式。(2)以日为师。1904年之前，《教育世界》对日本大学制度的介绍较多；之后，对欧美大学教育制度的介绍增多，但仍多是从日文书报翻译而来的，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桥梁和窗口。清末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日本国情与中国最合，日本已经过筛选实践，“近采日本”更为便捷高效。

《教育世界》亦刊载了《欧洲大学制度述略》等专门的高等教育译文，提高了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性。该文节译自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介绍了德意志、奥地利、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苏格兰、俄罗斯的大学制度，涉及行政、学科、课程、入学、学位、教师等，形成了系统比较的视角。有些内容不再停留于对大学框架性介绍，论述了德国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近代大学根本制度和核心理念，为后来民国时期蔡元培等引入德国大学模式埋下了伏笔。

四、精英士大夫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探索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精英士大夫处于核心地位，他们既是知识分子，又是高级官员，他们关于近代高等教育的认识处于最前沿，并在实践上决定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办学者的实践探索。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异常顽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不断地通过研究来提供论据、支撑、指导，高等教育研究既发挥着思想启蒙的作用，又往往与政策制度融为一体。京师同文馆增设算学馆、引入科学教育被视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开端，当时改革派与守旧派多次以文章、奏议的形式就此进行交锋激辩，亦即办学方针、指导思想之争，在朝野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守旧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3]，变革有悖“祖宗成法”，乃是“用夷变夏”的荒谬之举。虽然改革派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但京师士大夫多心仪倭仁，腹诽奕，算学馆的初次招生仅为寥寥数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之落后，亟需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启蒙。

围绕作为办学者、实践者的精英士大夫，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形态进行分析。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奏议

从洋务运动开始，精英士大夫围绕新式学堂办学形成了一系列的奏议、文件、报告等，都反映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思考。

以京师大学堂创建时的奏议为例，代表性的如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奏复筹办大学堂情形折》、总理衙门的《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李盛铎的《奏京师大学堂办法折》、张百煕的《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等。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了洋务学堂的不足：如教学内容有欠缺，“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未专门化，“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理论脱离实际，“终成空谈，自无实用”[24]；学生毕业难有名分、学堂数量太少等，因而无法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等。他率先倡议建立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多项与学校发展相呼应的建议措施。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对洋务学堂的办学进行了反思，对西方教育体系进行了借鉴，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并提出建造学堂、学问分科、访求教习、慎选生徒等建议措施。[25]这些奏议包含了较多的论述和论证内容，并具有开创性，是凝聚了智慧的研究成果。

通过奏议等文书，光绪帝和精英士大夫对近代高等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光绪帝在维新变法短短一百多天中，关于大学堂的谕旨有15次之多[26]，既涉及了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目标、任务、原则、章程等“理论性”较强的方针问题，也涉及了人事、学生、教材、教学、后勤等具体的管理问题。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反复研究、不断催办中获得发展。

(二)关于高等教育的章程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系统的文件是章程，这里以京师大学堂章程为例进行分析，揭示其研究性质。京师大学堂主要有三个版本的章程，即1898年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4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些章程借鉴了日本的学规，总结了国内新式学堂的经验，结合本国情形，对大学堂办学做了全面的原则性规定，构建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基本制度体系。这三个章程之间有联系有区别，并不是纯粹的政治博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英士大夫对教育思想理念、教育实践经验不断吸收和借鉴的过程。

京师大学堂起初进展不利，既有总理衙门官员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也有无先例可鉴的实际困难。最终由智囊、专家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中国情形”[27]，代笔完成《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长期通过办报、著述等，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对新式教育素有研究，并有时务学堂的办学经历，“奏拟章程”即是其高等教育研究的集大成。“奏拟章程”有八章，包括总纲、学堂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内容。章程首先指出京师大学堂要“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条例当极详密”，不可“有失首善体制”[28]，总结和分析了新式学堂的现状不足，论述了“中体”“西用”的关系，试图确立其指导思想地位，随后引入“溥通学”“专门学”相结合的西方人才培养模式，并构建完整的办学制度体系。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但“兴学育才”刻不容缓。1902年张百煕出任管学大臣后，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壬寅学制”，包括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6个章程。“钦定章程”在“奏拟章程”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完善和调整，既有教育管理制度的重新规划，由京师大学堂总管全国教育，也有更明确的“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29]的大学宗旨，以及更为详细的大学学院、学科、课程体系等内容，这都体现了研究和认识的深入。

“壬寅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有效施行。由于对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和科举制度存废有不同认识，章程仍需要缜密研究和修订。张百熙会同张之洞、荣庆历经半年，七易其稿，在1904 年形成了“癸卯学制”，其包含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10多个章程文件。“奏定章程”包含了立学总义、各分科大学科目、考录入学、屋场图书器具、教员管理员、通儒院、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等七章，对高等教育层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作了更为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完善了各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推行的系统学制，“奏定章程”的影响深远。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和章程文件的拟定，都饱含了精英士大夫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研究，相关文本中深思、商议、参考等词颇为常见。精英士大夫多次组织考察调研、搜集材料。如孙家鼐认为大学堂初创“一切规条不厌求详”，各国学校“条目繁多，必须详考异同，庶立法益臻美备”，则派李盛铎、李家驹等赴日考察学务，要求“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为日记，缮写成书”[30]；如张百熙为了解西学课本，请驻美公使伍廷芳等代为收集各大学课程及书目，后者收集邮寄了美国大学课程及书目13册等，并汇报了美国学校多由地方官民捐建、没有官定课本、专业书籍繁多等情况；如张百煕派遣吴汝纶等赴日考察，后者拜访了多位大学校长，收集了大量材料，编著了《东游丛录》，包含了大量高等教育内容，为大学章程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学者谈道，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及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31]。作为文本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大学制度的载体，亦是重要的法律性文件，从其创新性、复杂性、纲领性、完整性、重要性等特点来看，可以说是饱含研究性质的重要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远远胜于一般著述所涉及的高等教育内容，它凝聚了精英士大夫的智慧，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就一定程度而言，这样的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活动。

五、结语

(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早期特征

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早期发展可以归纳为如下特征。

从研究的人员队伍来说，传教士群体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启蒙者，并在清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在关注西学的同时，也将高等教育纳入研究范围，他们推动了高等教育实践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分化，为研究的中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学术性提供了可能；精英士大夫群体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建者、办学者，他们的研究与实践混合在一起，虽然缺乏独立性，是工作研究、问题导向研究，但他们的成果最为系统全面，客观影响最大。

从研究的成果形态来说，经历了由零散、原始的成果发展为专门成果的过程。高等教育成果起初零散地体现在西学和教育著述中，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文章开始出现并获得了发展，具有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组织性。清末高等教育在酝酿和创建过程中，高等教育有关的言论、奏议、章程、制度作为一种“原始”的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从研究的成果内容来说，当时高等教育的“最前沿”认识和思考，突出体现为由西方高等教育整体轮廓的模糊介绍，发展为西方高等教育规章制度和著述的有目的译介。清末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在于内容和制度，为高等教育提供“蓝本”，移植与借鉴最能满足高等教育初步发展的现实需求。当时有一些通才教育等大学宗旨的论述，甚至也出现了教授自治、学术自由等相关表述，但这些现代大学的核心思想和理念并没有得到理解、关注，仅是介绍时偶然的提到。

从研究的方法范式来说，或者就其书写特点而言，重要的特征有：介绍性内容为主，分析性内容较少；建立在实地考察上的文章，以及翻译日本大学制度文章的出现，提高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实证性；一些高等教育著作的翻译，则提高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性，避免以往文章的表面、零散的不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即是以西方高等教育为仿效对象，因此，有关高等教育的著述、言论、奏折、章程等大量提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制度和做法，从起初的轻视，发展为广泛的学习和引入，具有明显的“国际视野”。

从研究的成果价值来说，早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使国人了解和认识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并推动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意义重大。因为近代中国固有观念和制度的落后，高等教育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需要不断论证说明，才使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得以移植和确立。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构成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概念用语基础，如大学、学科、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等词汇成为交流传播的知识、信息单元，对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影响深远。

(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思考启示

探索和回顾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既有利于厚实学科的历史基础，又有利于深化认识学科的性质和特征。由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发展具有“原始性”，学术史、研究史对此涉及极少，本文尝试从宽泛意义的“研究”进行多面向的探讨，将这些“研究”得出的知识纳入高等教育知识的历史版图。这些“研究”长期被忽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涉及如何理解“教育研究”、“实践研究”和“专业研究”、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等基础话题。

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西方学科话语体系的兴盛，“理论”“本质”“规律”备受追捧，符合科学表达方式的教育理论才是最为恰当的，而教育研究的历史性、实践性、情境性受到了忽略。教育实践往往被视为自在的、可以不断重复的活动，不具有“研究性”，唯有教育理论、著书立说才可能归属于“研究”的范畴。专门化的教育研究固然提升了教育认识的水平，但也大大窄化了研究的范围。有学者谈道，“教育研究是教育活动的固有品质”[32]。教育学术源于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考，在教育活动中发挥支撑作用，是教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历史不长，但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则较为长远；可以说近代没有高等教育学，但不能说没有高等教育研究；可以说近代没有高等教育研究专门人员，但不能说没有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亦不能称之为“散兵游勇”。理解和认识作为学科之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我们应当置身于历史场景之中，悬置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话语体系，按照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理路和高等教育研究实际发展来梳理，“惟其如此，已经中断了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才能被修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联系才能重新贯通”[33]。研究源于解决问题，学术的发展只是增强了认清问题的手段。在总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时，我们应当加强对历史成果、实践成果、智慧成果的继承吸收；在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时，我们应当加强对实践问题的回应和探索，用“实践逻辑”补充单纯的“学术逻辑”，从而切实发挥高等教育研究的多重功能。

[1]潘懋元，李均.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 异军突起[J].中国高等教育，2009(18):15-19，4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发展的轨迹[A]//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3卷[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3-13.

[3]陈桂生.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研究取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序.

[4]李文长.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5.

[5]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M].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373.

[6]艾儒略.职方外纪[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3.

[7][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78.

[9]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中华书局，1949:289.

[1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54.

[1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8.

[12][1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5，97.

[14]王杰.学府史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217.

[15]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M].广州:羊城小书会真宝堂，1873：李善兰序.

[16]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7.

[17]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270-271.

[18]许序雅，陈向华.《海国图志》与《职方外纪》关系考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65-69.

[19]李垚.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98.

[20][21]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二则[J].教育世界，1906(117):1-6.

[2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28.

[2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88.

[24][25][28][29][30]王学珍.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24，81，87，131.

[26]钱耕森.光绪皇帝与京师大学堂[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44-48.

[2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27.

[31]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自序.

[32]刘旭东.教育的学术品格和教育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33]于述胜.从教育学史到教育学术史[J].教育研究，2005(12):3-10.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网址: http://gdjy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4438.shtml

上一篇：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下一篇： 高等教育论文_高等教育这十年：在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